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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谈“去全球化”及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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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智库网  2020-05-06

  摘要: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尽管国际上对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影响争议不断,但从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的近期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明显遇阻。在此形势下,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民众态度和决策走向出现分化,美英大选结果也突显了相关变化。同时,各方对中国改革开放高度关注,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进程与美国对WTO改革的态度,对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权威性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国应高度关注全球化发生的新变化,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对抗“去全球化”,加快构建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与国际智库的深入交流与沟通,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新举措。

  近期笔者赴日本参加“去全球化的可能性与经济影响”国际研讨会,与来自美国、欧盟、日本以及英国的智库学者深入交流。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兴起,经济全球化明显遇阻,主要经济体的民众态度和决策走向出现分化,且对中国未来的策略选择更加关注,具有较强代表性。现将国外专家的主要观点和思考汇报如下。

  一、经济全球化明显遇阻

  来自欧盟的专家Zsolt Darvas先生以“抵抗去全球化”(Resisting De-globalization)为题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遭受冲击,对全球和欧盟在贸易、资本和人员的跨境流动趋势的分析表明,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去全球化”趋势。尤其是,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势头减弱,不同群体利益分化更趋明显并对国内决策乃至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加上移民冲击、技术变迁、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全球化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全球经济治理面临重大挑战。这一点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近,根据国际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但金融危机后明显进入低速增长阶段,GDP、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增速都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全球跨境投资更是持续低迷。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Aaron Klein先生,以“理解‘去全球化’”(Understanding De-globalization)为题发言,提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国家面临着“两难困境”,即必须在财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和国家主权之间二选一。他认为,民众看似非理性和混乱的反全球化投票行为,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做抉择的结果。对于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者而言,国家主权比融入全球化可能带来的经济财富更为重要,因为主权的丧失可能意味着未来更多财富的流失,因此会投票支持主张“去全球化”的政党和候选人。2016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就是很好的例证,英国脱欧派最有说服力的广告就是“留欧,英国每周给欧盟提供3.5亿英镑”。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两位学者认为,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民粹主义和移民冲击,大大削弱现有国际秩序和经贸规则的权威性。他们基于哈佛大学罗德里克(Rodrik)教授提出的著名“不可能三角”理论(即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必须在三者中择一放弃),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当各国政府希望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保证国家主权时,就不得不牺牲国内部分选民的利益,即穿上“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ght jacket);而当政府希望兼听国内各种利益诉求时,就不得不从经济全球化中抽身,回到“布雷顿森林妥协”(Bretton Woods Compromise)状态。两位学者认为,英国“脱欧”就是这种思维选择的现实体现,但从中短期来看,由于“去全球化”代价高昂,现实抉择中还是需要部分让渡国家主权(如欧盟一体化或WTO等国际规则),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

  日本学者对于民主国家要想维护国家主权就必须“去全球化”表示质疑,认为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加快推进,更应重视国家安全和技术变革等因素对全球化未来走势的影响。

  二、美欧日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分歧较为明显

  欧盟学者强调,欧盟“去全球化”程度显著低于全球水平。虽然收入不平等、移民和恐怖冲击等导致民粹主义上升,但欧盟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全球化挑战。根据“欧盟标准晴雨表调查”,受访欧盟民众对全球化持积极态度的比重逐年提升,从2006年的39.1%提升至2019年的51.2%;同期,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受访民众占比也呈上升趋势、且占比更高(2019年为70.8%)。从受访者类型来看,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对欧盟一体化更为支持的受访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相对更为积极。当然,无论哪种类型中,仍有相当可观的受访欧盟民众对全球化持否定或不欢迎的态度。

  日本学者表示,反全球化在日本还没有市场。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的Takashi Miwa先生以“为什么日本未被卷入反全球化浪潮”(Why was Japan not Engulfed by Anti-globalist Tide)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反全球化的思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服务价格相对于商品价格的提升,使得各国低技能劳工(unskilled labor)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二是对美元的依赖加剧了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尤甚。由于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较强、商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的下跌幅度较小,低技能工作机会减少和实际购买力下降的趋势都更平缓,加上日本没有过度“美元化”,所以并未面临这两方面的挑战,日本国内几乎没有反全球化情绪。当然,未来日本不可能继续完全“置身事外”,日本学者认为技术进步给日本服务业发展构成开放压力,加上日元利率市场已呈现“隐形美元化”趋势(invisible dollarization of the yen interest rate market),未来有可能导致日本民众和政府官员对全球化的不利影响更为关注,进而影响其对全球化的态度与政策。

  美国学者表示,美国民众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态度正发生显著变化。从近期历次美国大选获胜者的口号可以看出美国民众态度出现的变化,即从里根选战时提出“与贸易伙伴共同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克林顿提出“多边贸易协定可以帮助美国从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中获益”、奥巴马提出“引领全球自由贸易”,到特朗普以“美国优先”赢得大选。当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所谓“民意”实际有很大区别,原因包括:一是支持全球化的民众较为分散,而受到全球化冲击的民众反对意愿十分强烈、意见更为集中;二是民意调查的问题方式至关重要,例如2019年皮尤调查显示约60%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贸易协议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但是在2016年大选前,针对彭博社所提问题“是否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更多限制进口措施以保护国内就业岗位”,65%的受访者选择应该采取更多限制。从未来趋势看,美国学者认为,由于国内贫富差距拉大、利益关切不能得到真正解决,未来美国国内反全球化的声势有可能会更大。

  三、美欧日采取措施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通过机制安排促进全球化进程中的协调发展。欧盟学者表示,欧盟仍有多数民众支持全球化,除了经受过欧盟一体化的历练,主要原因还在于,欧盟更重视社会政策对普通民众利益的保护,通过建立相关机制尽可能减少全球化带来的损失,促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例如,欧盟各国社会保障政策不同、国家能力存在差异,欧盟层面就针对性提出“欧盟社会权利支柱计划”(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EPSR)和“欧盟结构基金”(European Structural Fund),通过提供资金与智力支持,协调各成员之间政策差异,着力弥补收入差距导致的地区间社会福利不均衡。由于在全球层面缺少这样的“超国家”力量,全球治理面临日益增强的挑战,建议主要经济体加强合作,为全球化受损者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将有助于对抗“去全球化”的趋势。

  美国学者认为,随着国内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亟待加强。美国已开始实施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TAA),对在全球化中受损的民众给予转移支付,以提升国家整体福利水平。

  日本和英国学者赞同对全球化受损者增加补偿,强调应实施地区性援助计划、加强教育投资,为低技能劳工提供职业培训、创造创业就业岗位。此外,他们强调要处理好大型跨国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亚马逊、微软、苹果、脸书等)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英国能否和如何“脱欧”是各方关注焦点,将对英欧未来经济发展、特别是欧盟一体化与全球化产生不利影响。由于“脱欧“进程一波三折,前景不确定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据英格兰银行数据,英国商业投资已下降约12%(“留欧”则会比目前水平增加约20%)。从短期来看,若延续当前状态,2020年英国GDP增速将下降0.75个百分点。从长期影响看,如果英国能够与欧盟保持松散的自由贸易安排,英国人均收入将比留欧下降2.5个百分点,欧盟人均收入也将小幅下降(仅0.5个百分点),英国GDP将下降3.4个百分点,欧盟27国的GDP将下降0.8个百分点;若最终无协议“脱欧”,英国只能在WTO框架下与欧盟开展成员间贸易,情况将会更加糟糕。

  四、高度关注我国政策选择,希望加快市场化改革

  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多边体系的重要变量,美欧日高度关注我国未来的开放进程与政策选择。

  关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各国学者和代表对近年来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和努力表示赞赏。但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切实落实市场开放举措,尤其是通过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转变市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的做法,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稳定的作用。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与会各方专家都不认同美国的做法,认为以单边加征关税方式挑起经贸摩擦已导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无助于美国降低贸易逆差,而且一味地打压中国,将把中国更加推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和经济融合。

  关于WTO改革和多边体系:一方面,有专家认为,加快推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WTO改革至关重要,但这一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新的贸易体系能否有效处理新的现实问题,例如必须解决“中国国有企业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能否与现有国际经贸体系兼容”“新兴市场国家能否继续保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等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国外参会专家均表示:单一国家无法独立推进全球贸易体系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美国对WTO改革的态度,对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权威性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关于合力应对中国崛起:有日本专家向美国学者提出深层问题,“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忧,将导致美国更加‘孤立’(采取单边行动)还是更加‘融入全球化’(借助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应对)?”对此,美国学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欧盟学者则表示,中国很有可能在15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届时美欧经济体量之和仍将是中国的1.5倍。欧盟希望增强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高度关注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希望与美国及其他“志同道合”者加强合作,以“平衡的方式”更有效应对中国崛起。

  五、启发与政策建议

  当前,经济全球化遇阻为世界经济蒙上阴影,世界各国对全球化态度不一,应对策略与政策走向也存在较大分歧。根据会上各方反映的最新趋势和对中国的关切,笔者认为应关注以下问题:

  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对抗“去全球化”。对外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遇阻,更应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着力推动国际合作,携手应对不断累积的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以不断增强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促进全球化深入发展。

  高度重视美欧日联手应对中国崛起。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显现,除会上讨论有所反映外,从近期动态看,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协调、携手应对我国快速崛起的意愿明显增强。(1)美欧日联合发布的WTO改革方案对我国的针对性指向明显;(2)美国不仅自身加严对外资安审制度,还要求盟友通报外国投资情况,欧盟首次出台欧盟层面的外资安审机制、日本也新增限制外资进入的20个行业;(3)欧盟最新对华政策文件突显对中国定位的变化,德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报告,表示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崛起将更加有效。对此类情况,我国亟须研判美欧日各自诉求,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针对性采取应对举措,避免对我国形成围堵遏制。

  关注解决开放发展中利益受损者面临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我们既要顺应这一大势,坚持对外开放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也要关注不同利益群体受到的影响。例如,在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过程中,需探索建立对受冲击产业和群体的结构调整与利益补偿机制,增强教育培训等针对性政策举措,帮助其应对短期内冲击与挑战的急遽上升,增强广大民众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解与支持。

  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美欧加快推进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和WTO现代化,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开放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当前形势下,对符合我国改革开放趋势、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领域,亟须积极探索以开放试点平台的先行先试,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切实加大压力测试力度;同时,加快推动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迎接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和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做好制度准备、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新举措。一方面,加强智库间交流沟通是增强国家间互信的重要渠道。沟通对象不仅包括对华友好机构,还应包括持不同意见或质疑中国战略意图的国际智库机构,加深相互了解、理解。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既包括我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立场与意愿,更要加强开放改革切实举措的政策解读与大力宣传。

  作者:张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