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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资政应形成有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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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解放日报  2017-09-20

  按照一般的理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高校、党校系统的工作。其实,高校以外的各类智库功能定位和发展建设,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之一。智库的政策研究无论作为功能或管理载体,还是研究成产品本身,都是属于国家意识形态、文明建设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

  智库的主要工作是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治理方案,对社会、经济、外交、国家安全、法治、医保、教育等领域遇到的问题、挑战和矛盾提出有效应对举措,对改革开放和国家安全战略提出顶层设计。这些方案、举措、设计,在形式和使用定位上有较大区别:有些是短平快的,内含具体操作性措施或解决疑难杂症的“金点子”。但更多的是问题分析、数据实证以及中长期思路和举措。这些好的建议需以研究者积累的学科知识经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不是简单拍脑袋形成的,更不可能以日常议论和评价为主要话语形式。

  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很好的学术训练,缺乏理论基础,没有对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动向进行跟踪、思考、评判、提炼,相关政策报告内容一定是肤浅的、感性的,其分析与论证是缺乏前瞻性、科学性的,甚至结论是荒谬的,应对措施是脱离实际的。这也就意味着,智库研究人员只有具有元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熟练掌握科学方法,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历史经验、国际动向和发展模式,才能够形成有力的话语、创新的概念和有效的分析,其研究产品才是有“资政”意义的。

  近年来兴起的智库热表明,国家和社会对智库研究有很大的需求。这难免在客观上造成了智库研究者忙于过程和数量管理,而相对忽视了对理论创新与转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要求,放松了对智库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视和资源的长期性投入,减少了对学科性研究周期性特点的理解和关注。具体问题包括:缺乏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训练以及研究方向、目标规划、课题申报能力的指导,欠缺对“冷课题”的研究、不同学科方向的补缺和前沿学科发展成果的关注,等等。

  其实,智库研究者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研究成果不仅是出版成一本著作,其中的部分内容甚至核心内容应当可以提炼、转化为公共产品,成为党和国家施政的一部分或者内在的理论依据、外在的阐释话语,成为政策纠偏的科学依据。有理论和学科修养的智库研究者,应该能够把融会贯通的理论和思想渗透进政策的规划中,应该可以超越一些政策分析和规划中存在的就事论事、程式化、短视化的不足。

  同理,政策研究的长期积累和各种战略性认知,也可以上升到理论和学术高度,为学科内容提供延伸性、实证性的案例,证伪错误论述,纠偏以讹传讹的观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不同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阶段性的突破方案,都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个过程中的许多政策成果、经验教训应该转化为经典型理论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事智库研究的人,同样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出大力气。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