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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不惑”:从“改革之都”到“创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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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9年第13期  2020-02-21

  鲜花,奖牌,掌声,喝彩……就像一个多次卫冕的冠军,闪光灯下的深圳,早已习惯坦然地面对来自全球的敬意。

  ——这份从容与淡定,基于“深圳速度”。

  深圳以一个海边渔村的身份,登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舞台、继而成为主角儿的历史,要从40年前讲起。

  1978年,深圳的前身宝安是一个典型的边陲农业县,人口近36万,农业人口占比高达92%,农民人均年收入约150元;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9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000万元。因为生活水平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形成强烈反差,与广州也相差甚远,所以宝安县在1978年形成第四次人口外逃高潮(前三次分别出现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外逃人员有近12万人次。

  穷则思变,宝安的重大历史转折因难而现。1979年1月,中央批准在宝安建设蛇口出口加工工业区;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县级市);7月,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在深圳蛇口破土开建;11月,广东省将深圳升格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宝安蝶变仅用10个月,是中国迫切改革的显著特征,也是深圳速度的发轫之作。

  此后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深圳速度不仅体现在行政审批的高效上,也体现在建设深圳的行动中: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开山第一炮”如同春雷炸响神州,成为改革开放的启幕乐章;同年9月5日,工业区引进新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中宏制氧厂。

  深圳速度还被植入到建设者的思想里:1980年1月,深圳首次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一“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迅速响彻大江南北;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之窗”就此开启;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1979年的深圳,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差不多几天就能炸开一条路来……”深圳速度从那时候起就渗入到深圳人的骨髓,一直绵延到40年后的今天:深圳GDP年均增速高达23%,从1979年的1.96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42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已与“榜样城市”香港相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9109.54亿元,成为全国首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的城市;常住人口1302万,人均GDP约19万元,排名全国第一;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50元提升到2018年的5.75万元,全面脱贫;深圳还是中国发展最均衡的城市,早在2004年城市化率就已达到100%,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业人口的城市。

  过去的40年,深圳诞生了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6家世界500强企业,吸引2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前来投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舞台上,深圳成了最耀眼的明星。

  过去的40年,从边陲农业县城晋升到世界新一线大城,“深圳速度”成为这块土地被划定为经济特区之后最持久、最实用的一张王牌。

  过去的40年,从以“改革开放窗口、新兴移民城市”的心态安身,到以“争夺高新技术、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产业制高点”的定位立命,从“3天起1层楼”到“1天产生51件发明专利”,凭借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不惑之年的深圳,成功地实现了从“改革之都”到“创新之城”的跨越。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这样评价深圳: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被称为“设计之都”“时尚之城”“创客之城”的深圳,在过去的40年,做对了什么?

  “三来一补”:杀出一条血路来

  寻找出路的工作,从来不是头脑发热、一蹴而就的。对“深圳发展如何起步”的探索,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就已展开。

  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3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考察组赴港澳考察。该考察组返回后即向广东省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大力发展建筑材料和出口加工业,开辟游览区以吸引境外游客。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结合这个意见,向中央提出把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报告。同年10月,《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报告获批。

  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命名“经济特区”,并强调:“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6月,“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政策获批。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意味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被确定下来。

  特区建设之初,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资金,发展受限。但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比,深圳有低廉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这为特区打开了机会大门。深圳采取农村和城市同步开放战略,农业和加工业两翼齐飞。

  在深圳工作超过50年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李广镇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仅仅三四年间,整个深圳农村就发生了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个变化,土地从“以粮为纲”转变为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养鱼。从1979年到1984年,深圳农业产值由1.3亿变成4亿,1992年更是达到400.5亿元。深圳生产的鲜活农产品不仅满足了特区发展、人口增加的需要,同时还有大量鲜活农产品供应到香港;

  第三,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工农业全面发展,引进外资大搞“三来一补”,合资合作发展加工业。1979年以后,“三来一补”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全市各村镇。开始时许多村镇都把仓库、食堂统统改造后,用作来料加工的厂房,后来慢慢发展到自己盖厂房、合作盖厂房发展制造业。

  “无论是特区建设、新县城建设,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中央不给钱,给政策,地方财政没有钱,靠政策。因此我们必须用足、用好中央给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李广镇指出,宝安公司就是在“财政穷、要发展”这样的情况下创建起来的。当时根本没人敢提出股份集资的概念,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为了筹钱,1983年成立的宝安联合投资公司(中国宝安集团前身),制订了公司章程,并印制了纸质股票发行,公开向老百姓个人、村集体,县内县外、省内省外等多方筹集资金。

  上市后的深宝安,不仅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可转换债券、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还开办了第一个财务顾问公司;更为重要的是,宝安县贡献出来的原县政府大院,成为深圳大学的肇基之地。

  深圳建市的第三年,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高等学府——深圳大学。1983年5月11日,“深圳大学筹委会办公室”的牌子在原宝安县政府大院内六七间残旧的平房前挂了起来。当时全深圳的财政收入仅有1亿多元,市委却决定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

  “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是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当时的深圳市长梁湘对深大的筹建人员说,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当时,规划中的深大校园地段杂草丛生,连红线图都未划定。

  1984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蛇口视察,途经满目荒芜的粤海门村,陪同者梁湘指着不远处那片只有两部推土机和几个地质勘察架的荒地说:这就是深圳大学,今年九月学生们就要迁到这里上课。

  同年9月27日,深大在刚建好的新校园隆重地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共录取新生216名。

  特区成立后的前十年,体制创新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圳最早的核心区蛇口工业区大胆突破,创造出多项中国第一、全国之最:1981年8月,蛇口率先实行招聘用人,并率先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干部聘用制;1983年10月,率先改革分配制度,实行岗位工资制,率先引入社会保险制度,并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

  “蛇口模式”的核心要义是企业充分发挥自主权,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谋发展,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搞活经济。

  1982年2月,菲律宾籍远洋货轮抵达蛇口港,这是靠泊蛇口港的第一艘外轮。

  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蛇口为深圳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这其中包括: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工资制度,敲响全国土地拍卖“第一槌”。

  体制不断创新的蛇口,被称为“单位面积培育知名企业最多的地方”。这里不仅培育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还先后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著名企业。

  特区成立之初,尽管蛇口的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但从全市范围看,凭借优惠的特区政策,贸易与流通很快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流。万科创始人王石,1983年赤手空拳来到深圳,靠做玉米中间商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1987年集资2.1万元创立华为公司,初期靠代理香港的程控交换机获得公司第一桶金。迈瑞创始人徐航、李西廷,1991年以3万元起步,靠代理欧美医用监护仪赚到公司第一桶金。

  1988年,赛格电子集团在华强北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电子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由于填补了市场空白,内地和香港的厂商闻风而至,规模急速扩张。在最繁荣的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这里汇集了700多家电子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一度被视为中国电子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华强北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子第一街”。

  彼时的深圳,俨然一副国内新兴贸易城市的模样。然而生机勃勃的深圳显然并不满足于靠贸易赚“快钱”的现状,在通过贸易形成初步繁荣的基础上,深圳迅速走上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之路。

  “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其主要结构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

  由于毗邻香港,凭借土地、厂房、人工等综合成本优势,深圳迅速攫取“三来一补”加工业带来的红利。随着示范效应的扩大,劳动密集型三资企业持续涌入。到1985年底,深圳已开业的三资企业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达4696宗,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1/6;深圳工业总产值也由1979年的6061万元迅速增长到24.12亿元。

  1987年,深圳出口贸易额在全国排名第三,1992年则跃居第一。成绩背后,隐忧浮现。

  政府鼓励的“三来一补”,无疑为深圳早期经济的发展和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能耗、高污染、附加值低、管理粗放、损害职工身体健康等后果不断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的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经运营的“三来一补”企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特区成立十年后,一批本土企业家开始起步。这些人虽然大多靠贸易起家,但他们出手即跨越“三来一补”模式,王石选择了房地产开发和百货零售,任正非选择了仿制和研发程控交换机。

  客观来看,对于1980年到1992年的特区初创时期,“三来一补”作为一种“融入世界产业链条”的发展方式,让“没资金、没技术、没设备”的深圳,成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并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从经济发展阶段看,发展“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深圳当时土地便宜、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特征,至少属于次优选择。

  “当年深圳发展经济,选‘三来一补’开局,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指出,“三来一补”不仅为深圳奠定了工业制造的基础,还教会了当地企业家重合同、守信用,这一点对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持久的竞争力非常重要。

  深圳建设特区的前12年,是用心扮演“改革之窗”的一段岁月,集中发挥了四大作用: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示范区”作用。

  模仿制造:做世界的工厂

  从经济发展轨迹上看,深圳第一次经济衰退出现在1984-1985年。这期间,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重贸易、轻产业,经济发展需要转型。

  特区建设的最初五年,发展定位有过两次大的调整。特区经营模式的最初设计,吸取了国外出口加工区的成功做法,但力图摆脱其局限性,因而规定要把深圳建设成为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并举的综合性特区。这个兼顾模式有优点,但缺点在于多种行业综合发展,没有抓住特区发展的重心。

  1982年,深圳把上述模式重新设计为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1985年,再设计为“以工业为主,工贸并举、工贸技相结合”。

  特区工作会议后,特区发展模式再做调整: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重新调整后的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规定了工业和其他行业的主次关系,二是鼓励工业与贸易相结合,发展外向型工业。

  1985年,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基于这一变化,为培育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深圳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兴办企业,并以技术入股等方式鼓励科技人员创业。这项出台于1987年的规定,让深圳在缺少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薄弱土壤上,在推崇贸易和“三来一补”赚快钱的环境中,开始孕育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世界级高科技企业。

  1990年,国家决定在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浦东“不特而特”的快速发展,催动着包括深圳在内的经济特区转型升级。

  1991年10月,深圳市在其“八五”计划纲要中提出“把深圳建成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综合性特区”。这个规划标志着深圳特区经营模式的转换,也直接促动停办“三来一补”加工业政策的出台。

  在推动科技企业上位的过程中,深圳扬长避短,充分运用国内外特别是内地的科研成果,推进二次开发,迅速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商品。

  “深圳是怎么走上产业创新之路的?——拿来主义。”哈工大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指出,查查数据就可以发现,深圳100个专利12个是和北京合作的,北京的科学发现,在深圳产业化。再观察,北京每100个专利,有12个是硅谷来的,深圳每100个专利有8个是从硅谷来的,结果就形成世界上一个罕有的现象——三座城市形成了一个跨越8000公里的“创新三角”。

  “深圳有领先全国的科技激励机制,有社会化的技术定价体系,更有最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在唐杰教授看来,经济学可以解释深圳为什么能够持续创新成功——最重要的就是激励。创新创业需要激励,为什么很多城市不能创新创业,因为没有激励。“你先是创不成,等你创成了一个东西,简单地就被别人抄袭走了,你打官司打不赢,甚至没处打。”深圳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个激励机制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创新效应、示范效应,变成在深圳由一个任正非带动无数人想做任正非。

  到1995年,深圳已经有18种产品成为我国主要的产品出口基地,其中计算机软盘磁头年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液晶显示器年产量占全国90%,软盘片年产量占全国50%以上。1995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0.5%,占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40%,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多个百分点。深圳开始有了点“科技城市”的味道。

  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必须经过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深圳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及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的在全省、全国还处于领先地位,有的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但整体上数量不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也较低。

  1994-1996年,深圳出现经济上的第二次衰退。这次衰退,除了停办“三来一补”企业的影响,一个显性的外因是1995年国家取消了特区政策。经济特区之特,在于实行国家规定的特区经济政策和特殊管理体制,而所谓的特殊经济政策,其核心是让利,关税减免。这些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特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力地促进了特区的发展。现在政策一取消,投资“看一看”、企业“动一动”的情况随之出现。

  事实上这一次的衰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广深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产业沿着广深高速一路向北,直抵东莞。东莞在短短五年内就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成为“三来一补”产业的集中承接地。

  这一次的衰退,让深圳选择了“从模仿开始,做世界工厂”的发展道路。深圳从此走向模仿制造,东莞走向“三来一补”。选择不同,结果自然也不同,东莞在2008年之后开始大规模衰退,“三来一补”在东莞已无法生存,而此时的深圳,已经走到了自主创新阶段。

  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阶段,也就是学习模仿阶段,是指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用较低的学习成本获得更高的技术支持,进而加快产业发展速度、缩短产业成熟进程。

  显然经历过“三来一补”训练、重装出发的深圳企业家,精于此道。

  “在模仿制造的十几年里,很多流行产品一旦被深圳企业选中模仿,很快就会形成世界级的产业。从U盘到MP3,从路由器到手机,概莫能外。”深圳市友泰福华精工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华回忆,在MP3盛行的年代,供应全球的货运卡车,排队绵延1.5公里。这几年路由器的生产,状况也差不多。

  那时的深圳,再也不是仅仅服务于港澳和内地的“改革之都”,而是放眼全球的“世界工厂”。

  那时的深圳,投身仿制的老板在大把数钱,自主创新的企业家也开始突围。

  1995年,迈瑞代理业务已达数千万元规模,在国内也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但研发产品的理想屡受挫折。因为研发投入分歧,迈瑞的七位创始人分了家。直到1998年,一款名为PM9000的监护仪投入市场取得巨大反响后,迈瑞才摆脱困境,径直走上自主创新之路。

  因为入行早,对自主创新态度决绝,华为1990年就已经面向酒店与中小企业销售华为制造的程控交换机,从此以后一路高歌猛进:1992年推出农村数字交换解决方案,1994年推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1995年销售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1996年推出综合业务接入网和光网络SDH设备,进军香港市场。

  1997年,我们中国企业家的群体偶像“登山王”,已经成功登顶他人生中的第一座雪山。在王石的引领下,万科集团1988年公开发行股票、介入房地产业,1991年万科A股上市、地产业务跨出深圳,1992年进军大上海、确定大众住宅开发为公司核心业务,1993年万科发行B股成功、房地产业务成为核心。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企业家,王石1994年就荣获“深圳市第一届优秀企业家金牛奖”。1998年,他还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接见,交谈中总理肯定了他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

  1990到2010这20年间,中国消费者深受假名牌产品的困扰,但生产海量A货的深圳,却不制造假名牌产品。

  “深圳企业很早就有品牌意识,你可以说他们造的是山寨货,但你不能说那是假货。”在唐杰教授看来,深圳的工业化是从加工装备开始,然后走上自主品牌的模仿之路。模仿是后进国家正常的发展路径选择,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一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法国人、德国人都在模仿英国,英国人就说质次价低的德国货不配和英国货放在一块卖,必须注明“Made in Germany”;日本货后来也被欧美国家要求注明“Made in Japan”。深圳当年把模仿叫“山寨”,深圳人自嘲说什么叫“山寨”,就是“Made in Shenzhen”。现在“Made in Shenzhen”开始走向世界顶级,这一过程就是转换增长方式的过程,其中深圳制造和深圳设计,功不可没。

  创新制造:一个街道PK一个国家

  第二次经济衰退后,深圳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代表着当代先进的生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当代经济特区发展的普遍路径选择。

  在此背景下,深圳抓住国际信息产业崛起和全球生产力布局调整的双重机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高新企业落户,引进了一批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并主动营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的制度环境。

  为了实现从技术跟跑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性转变,深圳市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2条、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建立竞争性经费与稳定支持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创新财政科技投入资助方式等,率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等等。

  1996年9月,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动工,释放出深圳市布局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信号。而随着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开通运营,深圳逐渐形成包括计算机、通信、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激光等七个全新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1999年在深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更是深圳走上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发展方向的“里程碑”。

  到2000年,深圳计算机磁头产量已居世界第三位,微电子计算机产量占全国的25%,程控交换机产量占全国的50%,基因干扰素占全国的60%,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打印机、硬盘驱动器、无绳电话的生产基地。

  与高新产业同步,深圳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将这一产业上升到支柱产业地位。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金融、保险、中介、服务等等市场的深度发展,交通、通信、能源、港口等等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都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要支撑。

  时光翻到2002年,历经“改革之都”荣光的深圳,在艰难转型中露出几丝疲态。这一年的下半年,坊间传闻众多,11月,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发表,后经《南方都市报》专题报道放大,引发了深圳市政府及市民对深圳未来的全面审视和反思。

  尽管事后深圳市长回应称“谁也抛弃不了深圳”,但自2000年到2003年的第三次衰退,还是在数据上体现了出来。

  “必须承认那一阶段深圳有往重化工业发展方向上转的念头,比如希望做强做大汽车制造业。但后来因为缺乏重化工业的基础,索性放弃了。”时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的唐杰教授说,那一阶段广州向重化工业转型成功,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深圳没有跟进,反而把寻找未来产业方向的厚望,寄予在科学研究上:“尽管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企业可以成为领军企业,但我们可以通过基础科学研究,知道哪一个产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那怎么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呢?办大学。”

  2000年8月,在深圳城市北面,一个新的大学城开始创建。大学城由深圳市政府联合著名大学共同举办,是以培养全日制研究生为主的研究生院群。其创办宗旨在实现深圳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提高深圳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后劲,提高经济质量、人口素质和文化品位,促进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历经19年的发展,今天的深圳大学城已逐步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聚集、高水平科研、高新科技信息和高层次国际交流的平台。目前大学城拥有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南方科技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等教育机构;已建成的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实验室77个,其中,国家级3个,省部级4个,市重点实验室38个,市工程实验室32个,另有在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9个。

  “我们培养的研究生毕业后,有三成左右留在深圳工作,这些和清华大学校本部同条件录取、同要求培养的学子,很多都已成为深圳著名企业的业务骨干。”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媒体科学技术与系统联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袁春说,因为扎实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媒体技术研究领先的价值,这一研究中心的毕业生很抢手。

  合格的企业家抓住当下,优秀的企业家布局未来。那些在十年前辛苦布局爬坡的企业家,现在迎来了他们的光荣时刻:

  王石带领下的万科地产,发展到2010年以后,就已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迄今为止,万科已经开发的住宅项目超过378个。事实上,这家巨无霸房企到底在多少个城市开发了多少个社区,不是内部人,恐怕谁也搞不清。2014年,万科发布第四个十年发展规划,把“三好住宅供应商”的企业定位延展为“城市配套服务商”,2018年又进一步,迭代升级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这家到处宣扬“让建筑赞美生命”的中国500强企业,2016年首次跻身《财富》“世界500强”榜单,2017年位列该榜单第307位,同年6月,66岁的王石宣布从万科退休。

  迈瑞是中国医疗器械市场上的一个奇迹。2000年,已经在国内市场崭露头角的迈瑞开始实行国际化战略;这一年,迈瑞成功融资6000万元,一批实验室陆续搭建起来,研发队伍也得到充实、壮大。2006年9月,迈瑞医疗登陆美国纽交所。2012年,迈瑞营收10.6亿美元,其中国际营收占比55%,国内营收占比45%,国际化战略告成。

  迈瑞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已发展到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在2015全球医疗设备供应商排行榜上位列43,被《经济学人》评价为“高效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创新效率”。

  从市场影响力看,创业不到30年的迈瑞医疗,是中国医疗器械领域货真价实的龙头;从市场拓展手段和对待研发态度上看,人们戏称迈瑞是“医疗界的华为”。

  ——华为是谁!?

  “连华为都不知道……你还是地球上的人类吗?”

  2018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7212亿元,这一数字已经“富可敌省”。同年,这家以2万元投资起家,至今“老板不控股,企业不上市”行业领军者,发布其新的愿景与使命: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2019年6月,美国制裁华为箭在弦上,法国《观点》周刊专访任正非,题目:他就是新世界。

  如果说前20年的深圳,是一个财富掘金场,那么新千年开始后的20年,深圳就是一个创业梦工场。

  面临又一次产业升级的时刻,深圳的企业家们既不迟疑、更不懈怠,而是在已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依托信息化平台,从轻型制造业转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的创新制造业,以此参与全球竞争。

  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给出的答案同样坚定: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不追求短期GDP,继续加码科技创新。

  1997年,在四川老家做木工的王建华来到深圳,他从泥瓦工做起,后进入台资模具厂做学徒,一路做到副总,后出来创业,如今他管理的友泰福华精工模具已经成为行业佼佼者。

  1998年,马化腾、张志东等五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华强北一栋坐北朝南的老房子里,开始了他们的创业生涯。这是一间借来的办公室,公司注册名为腾讯。有一天两位创始者在办公室里畅想未来,于是做了一个“三年规划”——三年后腾讯的员工要达到18人。20年后,这家以企鹅为Logo的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2006年,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滔带着他在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获奖的飞控系统,在深圳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仓库里开始创业。2017年,这间名叫大疆的无人机公司,已经成为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市场份额的独角兽。

  “客观比较,深圳的创新发展不止于某一个产业领域的创新,而是从单一创新上升到集成创新,从部门创新上升到系统创新,从产业创新上升到全面创新。”深圳首品汇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可为举例说,深圳用30多年的时间,打造了整个与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研发、生产和制造的产业链,这条完整的产业链,全世界独一无二,其价值吸引着全球所有的相关创业团队。

  坊间有言:“北有中关村,南有深圳湾。”能感受深圳优势“独一无二”的,非深圳湾莫属。深圳湾科技园是国有资本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和运营的“第五代”园区,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建设和运营坚持低碳环保理念,采用绿色生态技术。“深圳湾”旗下的深圳湾科技生态园、深圳市软件产业基地、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等七大产业园区,目前已经引进1000多家创新企业,实现年产值1500亿元,税收过百亿。

  而善于调动入驻企业“跟党一起创业”的深圳湾科技,并不满足于拓展深圳一城,公司一直以深圳湾科技园区为标杆,复制和输出“深圳湾”品牌,实行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成批量地打造具备复合功能和强大聚合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综合体”,形成创新生态链,努力提升各综合体的全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深圳的创新制造,也引起媒体人的广泛关注。一家香港媒体认为,电动汽车、消费级无人机、互联网科技和智能手机整合,或将支撑深圳产生全球影响力。

  其实支撑深圳影响力的还有很多——比如粤海街道。

  最近媒体很喜欢用这句话调侃僵持已久的“中美贸易战”:其实这不过是一场美国和粤海街道办的较量。

  美国已经制裁的中兴、华为,和威胁要制裁的大疆,还有腾讯,都成长于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的街道,一直“盛产”高新技术企业,是南山区上市公司最密集区域,街道内有上市公司112家,总市值达到4.85万亿元。其中有79家A股上市公司,市值加起来超过8000亿元。中兴通讯和迈瑞医疗的市值都是千亿级别,康佳、创维的实力也非常强劲,这79家A股公司的年营收超过4000亿。

  除了A股上市公司,粤海街道还有17家港股上市公司,以及6家美股上市公司。港股上市公司有恒大、腾讯等,加起来市值接近3.2万亿元人民币,营收总额超过8800亿元。美股上市的有腾讯音乐、迅雷等公司,总市值在1800亿元左右,营收加起来接近320亿元人民币。

  如果把粤海街道所有上市公司的营收加起来,将超过2万亿元,与新加坡的GDP相当。

  其实今天富可敌国的粤海街道,30年前是一片滩涂。

  科学创新:深圳的未来之路

  深圳最近一轮经济转型,发生在2010-2013年间。为了推动自主创新,深圳市政府主动选择“供给侧改革”,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这期间,每年外迁的企业均超过8500家,外迁造成的经济下滑超过4个百分点。

  2012年,深圳市进行大部制改革,率先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这是政府科技管理模式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进一步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了行政手段对企业和科研机构不必要的干预。

  “在实现产业升级过程中,深圳采用的是主动转型而非被动转型的方式,不是要等到产业败象已露或衰落已成定局时转,而是在该产业仍兴旺时就着手部署升级转型,布局新的替代产业。”中山大学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持平对媒体表示。

  长期以来,一些深圳企业以“山寨”方式求生,它们努力模仿西方或日本的热销产品。然而2013年之后,媒体观察到深圳企业开始把重心从模仿制造转向创新制造,“那里正在打造东方的创新中心”。

  事实上,为了促成这种主动创新的氛围,政府下了大力气。

  从2012年至今,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势下,深圳科技体制改革向系统纵深推进,科技管理格局逐步向创新服务转变。2013年,市科技创新委出台《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投人方式改革方案》;2016年,出台科技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人才优先发展、完善人才住房和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五个文件”;2018年初,出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把深圳创新方面的各种政策、文件、要求、规定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为深圳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而与创新息息相关的深圳设计,也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高度支持。

  2008年,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之都”称号,是中国首个入选城市。深圳市认为,设计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深圳以“设计城市”的身份融入了国际对话,从当初的世界工厂到制造业升级,再到创新之城,“深圳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

  站在“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高度,深圳力推与设计相关的工作,每年拿出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创意文化产业发展。从申请“设计之都”并获得成功,到“深圳创意设计新锐奖”,再到“环球设计大奖”;从“创意十二月”,到“深港设计双年展”,再到“深圳设计周”;从设计人才引入,到设计产业园区扶持,再到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逐年加大支持力度。

  政府引导产业创新,却不介入企业创新;政府引导产业转型,却不强迫企业转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深圳高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面对危机,深圳市没有慌乱,而是稳住阵脚,率先着手布局生物、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此后,新的产业布局还有一个最大看点——前海。201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其功能定位为: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结构调整区。重点发展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

  2015年4月,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获批。在前海合作区的基础上,叠加自贸区新政,前海更加注重金融功能的拓展,将围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重点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深港金融市场互融互通、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

  有人说,前海作为深圳未来新地标,将“重新定义深圳”。当我们给这一新地标划完关键词(以现代服务业力促产业转型升级,面向大湾区打造粤港澳合作新载体,为国家探索现代金融业如何发展,检验前海特色新管理体系,推动建立自贸区基本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可优惠至15%,力争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后,会发现前海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其作用不仅在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进大湾区转型升级,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前海将积极探索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为服务业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释放改革红利、打造经济升级版积累经验、探索新路。

  今天的前海之于深圳,就像40年前的深圳之于宝安,同样被委以重任,同样被寄予厚望。她会带给深圳乃至中国一个怎样的未来?今天的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前海的前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改革、再改革,创新、创新、再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进一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科技金融”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实施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相关企业在5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柔性显示、无人机等领域创新处于世界前沿。

  无论是在制度创新的突破中,还是在产业转型的规划中,政府无疑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另一方面,深圳又恰恰以“小政府”著称。一位科技部门的官员曾说过,早些年算上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科学技术协会和高新办,公务员总共只有38人——深圳是典型的“小政府,大服务”。

  2015年,深圳城市定位重新定义: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为了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和培育创新根本,深圳市创新工作方法,支持大学城一众尖端学术机构共同建设和运营。为了培基固本,深圳市积极支持哈工大(深圳)、南方科大、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开展本科教育,市里为此出巨资,却从不介入教学管理。

  深圳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至于选择哪些产业,则按照科学的办法来决策。2018年深圳推进的项目主要包括:启动大科学装置群建设,加快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国家基因库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壮大创新型产业,加快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等。

  而在此前,鹏城实验室(深圳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广东实验室)和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已在大学城启动。

  从上述科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和产业布局上看,大学城对支持深圳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科学创新,意义不言自明。“靠拿来的技术可以办企业,但靠拿来主义却无法拥有科学思想。”在唐杰教授看来,美国波士顿的剑桥镇之所以令全球瞩目,不是因为它的街道漂亮,而是因为它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和塔夫茨三所大学,拥有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平方英里园区,拥有大批顶尖的创新生物产业。“我希望在深圳原有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叠加大学城的科研力量,深圳未来集中做科学创新型制造中心的目标可期。”

  在2019泰晤士中国大学50强排行榜上,成立仅8年的南方科技大学排名第10位,而成立于26年前的“非211、985高校代表”深圳大学,排名第29位。深圳大学的自然指数排名,两年上升246位,媒体惊呼这是“新深圳速度”。

  过去的40年,深圳做对了什么,令其如此成功?

  因为深圳市40年来努力坚持“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的社会治理原则。作为从副市长职务退下来的学者,唐杰教授将深圳市政府的作用总结为三点:

  一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市场环境,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企业依靠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二是扮演企业创新推动者的角色,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降低创新门槛;三是构建创新的支持体系,引发全国甚至是国际创新成果向深圳汇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认为:“改革开放40年,深圳探索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道路。政府在发展中较好地发挥了‘搭平台、育环境、促发展’的作用,不断地完善创新创业友好型的市场环境和创新生态。”

  “因为不排外,经济环境公平公正。”首品汇科技首席技术官可为说,深圳是个移民城市,这里的人不分“层”、好合作,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都为深圳梦,所以“有事您说话”。

  深圳的发展数据,证实了上述论断。在深圳,有6个“90%”之说: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地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

  不久前,深圳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到2025年成为可持续发展国际先进城市,到2030年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城市。

  “推进上述目标实现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两个务必坚持:务必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务必坚持企业是创新经济发展的主体。”唐杰说。

  马名杰则进一步指出,深圳的创新发展仍然在路上,仍需坚定市场导向,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继续开拓探索。

  不惑之年,一路领先的深圳将以何种姿态去争取更大的辉煌?

  “深圳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最前列,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走在全国最前列,要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最前列,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最前列。”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在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城市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和问题不少,必须采取有力举措,把深圳打造成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深圳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断增强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遇事明辨不疑,深圳四十不惑。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调研组

  成员:车海刚 杨良敏 张玉雷 刘长杰 高 佩 王 辰

  执笔:刘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