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 Español | 日本語

课题研究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课题研究

新华社系列报道:深圳经验
视力保护色:

默认

【字体: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信息来源:新华社-瞭望智库  2019-03-29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已经过去了一年,深圳有何落实举措?成效如何?有哪些可资借鉴?

  回顾这一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以紧锣密鼓的节奏贯彻落实,市委书记王伟中第一时间部署,市长陈如桂专门召开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牵头组成文件起草组......深圳市委六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决定,提出围绕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实施七大工程,包括4大机制、10大计划、10大行动。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思康介绍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新情况以及创新型政策举措。瞭望智库从90多条重大改革创新举措中,摘取了30多条对全国有借鉴示范价值的政策创新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全面解码深圳在科研项目管理、创新资源配置、新经济服务监管等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和创新,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地方实践样本。 

  2018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2%;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万件,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000家以上,总数达1.44万家,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40%,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6564.83亿元和6131.20亿元,增长12.0%和13.3%。 

系列一:大破大立,把科研项目的立项权交给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了解决当前科研管理环节中遇到的痛点问题,深圳提出实施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工程,强化企业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对技术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打造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  

  01 建立常态化的政企科技创新咨询制度。在制定科技计划和攻关项目时,充分征求企业和科研机构意见。邀请国际科学家、创新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参与项目遴选。 

  目前,各部门制订政策时也有到企业调研、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等,但缺少一个与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的常态化沟通渠道,还没有建立一个成熟的政策咨询机制。这容易导致我们在制定计划和遴选项目时把握不够精准,甚至可能出现误判。 

  推出这一举措,就是要明确建立一个与企业家、专家、风险投资家的常态化咨询制度。就如各地每个季度都有经济形势分析会,未来,也可以每个季度或半年召开科技创新形势分析会,共同研讨当前及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形成一个定期性、常态化的制度。此外,我们每年都要制定科研计划、确定科技攻关项目,过去大学教授参与的多一些,企业家参与的少一些,那么这次改革强调了国际科学家参与,保证了项目的国际性、前沿性;突出了企业家、投资家的参与,确保了科研计划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国际借鉴】 

  美英日等国在制订科研政策和科研项目遴选时都会注重发挥公共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作用。比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将民间、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反馈意见纳入决策协调过程。英国的科学技术委员会,成员除了包括学术界专家,还注重吸收工业界、金融界等行业人士加入。 

  02 科研经费分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立项科研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资助」。 

  当前科研项目管理,一般采取政府立项,企业和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通过后给予资助,这容易导致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也难以调动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这项举措,核心就是要探索从政府科研立项为主转向企业自主立项为主,将科研项目的立项权交给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其自主立项,政府给予适当资助,这是一项重大的创新性举措。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市场导向,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但缺乏具体的落实机制,这项改革就是要把“市场导向、企业主体”落实到科研项目管理中。当然,这样做有些人担心,直接资助企业立项会不会效果不好,甚至会出现企业骗取政府的科研经费?深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通过三个方面来确保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是设立条件,为保证资助资金的效益,资助并不是针对所有企业,而是面向一些具备科研基础条件的企业,如规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二是建立惩罚机制,结合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对虚报假报、不讲诚信的企业实施惩罚制度;三是制定合理的资助比例,科研项目经费由企业承担大部分,政府只是资助小部分,比如30%左右,既保证了企业仍是研发投入的主体,使他们在项目决策时更加审慎,也明确了政府只是跟投资助,并不影响企业的自主决策。 

  【国际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都很注重支持企业提升创新能力。比如,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实施的“中小企业中心创新计划(ZIM)”,采用研发经费补贴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新产品、新技术与创新型服务的研发项目,资助比例达到了研究经费的20%-45%。 

  03 建立“绿色通道”。建立更具弹性的评审机制,对于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等国内外顶级科学家申报的项目,建立“绿色通道”,简化评审环节。 

  当前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存在“中低端评高端”“外行评内行”的现象,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等国内外顶级科学家申报的项目,也要与其他申报人一样花大量时间准备申报材料,而且往往由于内容比较前沿,可能在评审时不容易被专家所理解而落选,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不愿意再参与地方政府组织的科研活动。 

  出台这一措施,就是要为顶级科学家牵头的项目提供最简化的评审程序,在考察了他们的过往业绩之后,不需要再花大量精力去准备申报材料,评审也不采取一般的专家评审模式,可以探索“一事一议”、赋予自主立项权等特殊通道,为他们参与科研活动提供尽可能的便利条件,以防错过一些可能对未来科技与产业产生革命性影响的科研项目,错过科技创新急需的顶尖人才。 

  【国际借鉴】 

  日本高级科研人员申请课题实行注册制,程序非常简单,只需在申请书上填写研究项目和内容即可,资助经费拨付速度也很快,而且能保障他们一到两年的研究。 

  04 支持非共识创新。在基础研究领域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的制度,扩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立项自主权,每年给予一定金额的资助,支持有创新价值但没形成共识的项目。 

  非共识创新是指与已知的科学知识不相吻合的创意和设想,还得不到业界和同行的普遍认同。这类创新往往与权威论断不一致,又因创新性太强而实现的难度大、风险高,容易被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从而很难得到支持。从“非共识”到“共识”,可能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却往往孕育着颠覆性创新的“火种”。这些科研项目虽然在评审时不一定能获得专家的认同,但却有可能对科技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推出这一举措,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建立包容和支持非共识创新的制度,将科研立项权由政府交给高校和科研机构,给予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自主立项权,对那些非共识创新项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推动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技创新氛围,培育一流的土壤和环境。深圳未来将每年给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一定额度自主资助非共识创新项目,比如每个项目资助10万—50万不等,政府不干涉这类科研项目的具体过程,由高校和科研机构自行组织科研管理和绩效评价,让创新者自由开展科研活动,这些小的投入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际借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大胆创新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资助渠道,如NSF设有小额探索基金(SGER)和探索性早期概念研究基金(EAGER)等,NIH也设有探索发展研究基金(R21基金)、非传统知识加速研究基金(EUREKA基金)等,这些对美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05 试点外籍科学家领衔重大科技项目机制。 

  当前我们在很多科技创新领域还处于跟跑阶段,与欧美等科技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外籍科学家是我们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加快国际合作的重要纽带,但当前外籍科学家参与国内重大科研项目渠道还不是很通畅。 

  试点外籍科学家领衔重大科技项目,就是要面向全球科学家,除大幅放宽他们来华工作的条件,营造一流的工作生活环境,按国际标准制订薪酬待遇等一般性政策外,还要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授权他们领衔开展科研项目,赋予他们足够的人财物支配权限,支持他们牵头开展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帮助我们提升科技创新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我们科技攻关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动全球科技水平的提升,共同解决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际借鉴】 

  科学无国界,美俄等国都很注重引进利用外籍科学家。美国曾在二战期间充分吸收德、意顶级科学家、工程师参加甚至牵头导弹、火箭、核武器等重大科研项目。俄罗斯曾于2012年邀请80余名外籍科学家赴俄主持超大型科研项目,并在俄高校建立实验室。 

  06 探索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赋予项目经理人进行项目组织实施、跟踪评估、财务监督等管理权限,提高研发效率和成果质量。 

  当前科研项目管理的缺陷主要在于,受人力不足及专业领域全覆盖难度大等限制,科研管理还不够精细,组织效率还不够高。 

  探索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一些重大科研计划项目,聘请专业的优秀人才为科技项目经理,充分赋予他们人、财、物支配权力,管理项目的组织实施,最后由项目委托方(如科技主管部门)监督、验收、评估。这将探索一条提升科研管理专业化、精细化水平,提高组织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的新路子。 

  【国际借鉴】 

  世界知名企业,如伊莱克斯、西门子等在技术研发项目中都采取项目经理制,每个项目都由一名专业人士担任项目经理,全权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美国国防部的科技项目管理广泛实行项目经理人制度,成效显著。 

  07 优化项目审批流程。简化科研项目预算编制、项目报表和审批流程,提高人员经费、调研经费等「软性费用」在项目经费中的比例。 

  过去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比较繁琐,在预算编制等方面耗费科研人员大量精力;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多限于用在设备、器材等硬性费用上,对人员薪酬、会务费等软性费用的比例有严格规定,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在创新活动中的能动性。 

  推出该措施,就是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通过精简合并费用科目,取消对科目明细的要求,调整对人员经费、会务费等的比例限制,合并财务和技术验收等,将科研人员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最大程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为科研人员营造潜心研究的环境。 

  【国际借鉴】 

  德国在科研项目预算编制、项目报表和审批流程都非常简单,且将项目申报方案的筹划、审查、评估等工作交由中介咨询机构和专业评估机构承担;科研经费预算时重视人力价值,60%-70%的经费预算属于项目人员经费。 

  08 探索科研成果悬赏制度。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关键领域,遴选一批重大科研项目,面向全球征集攻关团队,购买符合条件的创新成果和解决方案。 

  当前科研项目组织模式下,参与项目申报的对象大多局限于国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面向国外的很少。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组织、实施和监督,悬赏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直接购买成果的模式,组织效率和成功几率都非常高。 

  科研成果悬赏制度有许多突出的特点,例如需求导向创新、结果导向评审、目标导向管理等等。这些特点就是它的优势所在,科研项目的攻关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在这种开放创新模式下,可以汇集不同领域、不同国别的科技人才为我们所用,有效弥补了现行科研资助机制的不足。建立科研成果悬赏制度,就是为了解决特定领域的难题,面向全球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一种科技奖励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购买科技成果,只有成果达到需求才付费。 

  【国际借鉴】 

  科研成果悬赏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较为盛行, 最早的科技悬赏可以追溯到1740年的英国。美、英、法、德等国先后设立了百余项影响重大的科技悬赏奖(如美国国防部设立的机场技术安全奖),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创新,提升了政府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09 探索设立首席科学家制度。在相关部门设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定本部门科技发展规划,研究提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开展重大技术应用推广等。 

  当前新技术加速迭代,有些政府部门可能设有技术性岗位,但往往只是执行一般性技术工作,仅关注项目技术性、规范性、安全性够不够,缺乏战略性、前瞻性,导致本部门科技进步步伐不够快,一些新技术新产品不能及时得到应用推广。 

  探索设立首席科学家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借鉴以色列等经验,通过面向全球遴选专业能力强、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聘用他们来负责重大技术应用和系统规划研究,进一步推动行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例如,在交通部门设立首席科学家,负责牵头制定交通技术应用规划、新型交通工具和设备使用推广计划等,推动新技术、新交通工具应用等方面走在前列。再如,在科技部门设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研判捕捉前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等。 

  【国际借鉴】 

  首席科学家制度在国外已有先例。比如,以色列在国家科技部、工贸、能源等13个部任命了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英国在外交部设立首席科学家,为政府提供科技计划方面的建议。美国在白宫设有总统科技顾问。 

  10 推动科研攻关模式从“相马”变为“赛马”。探索建立科研项目攻关动态竞争机制,对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将一次性资助调整为分阶段资助,根据科研团队研究进展情况,项目前期实施分散化、小额度资助,项目中后期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实现科研攻关由预选单一主体向多元化竞争转变。

  当前科研项目立项一般是通过专家评审,遴选确定一个科研团队承担研究任务,竞争主要体现在项目计划书的竞争,体现在参与人员过去声望的竞争,导致研发效率和成功几率受到影响。 

  建立动态竞争机制,形象的说就是要推动科研攻关模式从“相马”变为“赛马”,几匹马同时跑,看谁跑得快,就继续支持谁,而不是选定了一匹马就只能让它跑,别的马没有机会。具体而言,就是在项目前期遴选一批具备基础和经验的研发团队给予小额度的资助,这个阶段可以面向5-10个甚至更多团队给予支持,但支持的金额只有几十万元;经过中期评审,筛选出研究进展较好的3-5个团队,进一步加大资助力度,对其他进展不理想的团队终止资助;在项目后期,对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的1-2个团队,集中资源给予重点支持,实现科研攻关由预选单一主体向多元化竞争转变,提升科研成功率和科研经费使用效益。 

  【国际借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会为项目营造“紧迫”的竞争氛围,激发科研人员的热情。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项目的既定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有其他的团队和方案进入,没有较大进展的一些项目就会遭到淘汰,从而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 

系列二:开创科研管理新范式,裂变创新驱动强能量 

  面对当前科研评价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圳率先探索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评价体系,大力优化科研管理和评价各项环节,推动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11 探索建立科研容错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挑战未知。 

  在目前科研管理和考核“指挥棒”的引导下,对于那些从“0-1”的原创研究,往往研究周期长、进展相对慢、取得突破难、失败机率高,一些重大研究项目往往因短期内没能实现突破而难以得到后续经费支持,影响科研人员潜下心来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建立这一制度,就是要在对科学研究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不确定性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对科学研究遭遇挫折甚至错误时少一些苛责、多一分包容;也希望避免科技创新上的急功近利心态,对风险多、挑战大的重大科研项目少一些“硬性指标”、多一些“弹性目标”,对看准了的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不能因为没有“如期完工”就“断水断电”。

  【国际借鉴】 

  美国很早就建立了科研容错制度。“敢于冒险,准许失败”已经成为美国创新精神的核心。比如,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项目失败次数甚至已成为其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关注的重点,失败率过低将会被质疑其对前沿性关注不够。 

  12 建立科技数据共享制度。全面实施财政资金资助形成的科学数据科技成果的完整保存、持续积累、开放共享。 

  科学数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支撑。国内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统一归集由财政资助形成的科学数据,但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数据库,而且也没有向社会开放共享,导致这些数据得不到充分利用。 

  建立科技数据共享制度,就是对由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的科研数据与成果,进行完整保存并持续积累下去,建成公共性质的科学数据库,对外开放共享,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无偿使用,使这些宝贵的科学数据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 

  【国际借鉴】 

  美国长期以来奉行“完全与开放”的数据共享政策,遵循三个基本原则:无偿、无限制和无歧视,联邦政府的大部分数据都没有版权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自由拷贝。 

  13 建立科研创新失败案例数据库,减少创新从零开始的试错成本。 

  过去对科研项目的技术方向、路径选择、实验数据等没有实现全面收集、整理及公开,从事相近研究的科研人员经常不得不重复走前人已证明失败的弯路、错路,造成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 

  建立科研失败案例数据库,就是要对科研活动进行全过程的数据收集、整理保存,并对这些科学数据进行加工,形成专题数据产品并面向科研机构公开,从而降低企业和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少走弯路、错路。 

  【国际借鉴】 

  美国宾夕法尼亚哈弗福德学院实验室构建了一个包括过去十年所做的近4000个化学反应数据库(其中许多已经失败,但都被数字化保存下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推导确定实验的成败因素,提高新材料研究成功率,让失败的科研数据变废为宝。 

  14 建立共性技术产权池。由政府购买科技成果,建立共性技术产权池,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无偿开放使用。 

  中小企业往往投入到研发环节的资金相对有限,创新能力也不足,而产品的生产又离不开大量共性技术,一定程度影响了产业的发展。 

  建立共性技术产权池,就是由政府先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收集整理企业在技术攻关上的需求和瓶颈,然后用财政资金采购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的产权归政府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可申请免费使用该成果。这对中小企业而言十分关键,解决了他们没有能力和资金单独研发关键共性技术的难题。 

  【国际借鉴】 

  欧美日等科技强国注重关键共性技术的政府干预,组织产学研机构参与共性技术的研发,并由政府构建共性技术库或共性技术包,通过有偿或无偿方式提供给国内企业和机构使用。

  15 建立科学分类、合理多元的科研项目评价体系。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突出原创性和学术贡献,探索中长周期评价和国际同行评价;对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突出解决问题的效能,探索科研过程评估,对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取得显著进展的项目,经评审后可继续予以支持;对应用技术开发评价,突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探索用户评价、第三方评价和市场绩效评价。 

  当前科研项目的评价方式相对单一,不论科研项目的类别,往往一律以科研成果论英雄。而事实上,由于科研项目类别不同,研究周期、成果形式、评价方式都有所不同,比如,基础研究周期长,短期内取得突破进展非常困难,不适合采取短周期评价。 

  建立科研项目分类评价体系,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别的科研项目,结合各自的研究特点和规律,采取不同的、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价方式,使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更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科学分类,合理多元”,例如针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周期长、进展慢、突破难、不确定性大等特点,突出研究的原创性和学术贡献,采取中长周期评价和国际同行评价;对于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由于有了明确的科研目标,则突出科研团队解决问题的效能,探索科研过程评估,研究设立弹性评价指标,对于验收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取得了显著价值的项目,经专业机构评审后可继续支持;对应用技术开发类研究,突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和成果产业化评价,探索可由用户进行评价,或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或根据市场绩效进行评价。

  【国际借鉴】 

  日本政府出台《国家研究开发评价实施办法大纲指南》,明确了基础研究的分类,确定了详细的评价实施办法,不同的类别实施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16 探索代表作评价制度。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不唯论文、职称、学历、奖项评价人才,探索建立「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 

  数学家陈景润10年没发过一篇论文,但依旧凭借其代表作《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因此,可以说代表作是反映一个科研人员水平的重要衡量依据。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更注重论文的数量和研究项目的多少,而较少从质量的角度来评判,或把数量的因素作为更重要的评价指标,这不利于让顶级人才脱颖而出。 

  建立代表作评价制度,就是要解决有的人可能论文数量很多,可称汗牛充栋,但真正有价值、有独创性的创新少的问题,引导科研创新向高质量发展。

  【国际借鉴】 

  荷兰大学协会对荷兰高校近五年科研绩效的评价着重考核该校每年最主要论著的质量及其声誉。

  17 优化科研事业单位评价机制。根据科研机构从事的科研活动类型,分类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避免简单以高层次人才数量评价科研事业单位。 

  当前的科研机构评价管理制度,一定程度存在以领军人物的学术头衔和数量定资质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各类科研机构设立的目的不同,从事的研究工作性质有差异,单纯用高层次人才数量来评价,不一定符合科研事业发展多样性的需要。 

  推出这项措施,就是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要求,根据科研机构从事的科研活动类型,分类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探索按科研单位类别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比如对于科学与工程研究类机构重点评价原始创新能力、国际科学前沿竞争力、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对于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科研机构重点评价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等。

系列三:欢迎奇思妙想,深圳打造颠覆性技术策源地

  针对深圳基础研究水平不高、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的突出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要求,深圳从原始创新、技术创新、高等教育等方面发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出多项针对性举措布局科技基础设施,解决“卡脖子”创新难题。

  18 高标准规划建设光明科学城,主动谋划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研究、光源装置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同为一线城市,北上广都拥有高水平科学城,如北京怀柔科学城、上海张江科学城、广州科学城,而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基础研究还很薄弱,引领创新能力还不足,缺乏一个聚集重大科技设施和顶尖科技人才的科学城。

  深圳正在规划建设的光明科学城,充分体现了深圳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决心,光明科学城将以建设大科学装置群为基础依托,以创新科技体制机制为关键支撑,以引领式创新为主攻方向,突出国际性、高端性、前沿性,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科学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创新平台。

  【国际借鉴】

  世界各国都采取建设科学城或科学园区的方式,集聚创新资源。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类科学城有500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有美国斯坦福研究园、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园,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园、日本筑波科学城、英国剑桥科学园、新加坡纬壹科学园等。

  19 建设一批高标准重点实验室。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海洋工程等重点领域,依托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新建若干高水平重点实验室,探索新型实验室管理机制。

  重点实验室是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深圳与北上广相比,在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17年底,深圳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6家,与北京116家、上海44家,广州20家等相差较大。

  深圳建实验室,不是走传统的实验室建设老路,不仅在硬件上实施高标准,而且要在管理上创新体制机制,结合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依托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按照高标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采取政府与社会联合出资、交由专业的机构管理运营的方式,建设高水平的重点实验室,为重点实验室建设探索新经验。

  【国际借鉴】

  美国17家国家实验室平均年度运行经费保持在10亿美元左右,迄今为止,已有1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工作过或开展过合作研究。贝尔实验室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实验室之一,通过不断人才、管理等创新举措,研究成果显著——共获得2.9万余项专利,诞生过11项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和1项化学奖,是晶体管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

  20 布局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重点在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组建一批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布局一批新型基础研究机构,力争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取得重大突破。

  深圳原始创新能力还很薄弱,除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匮乏外,基础研究机构也很少。为此,深圳实施了科技创新“十大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建设十大新型基础研究机构、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目前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数字生命研究院等3家首批新型基础研究机构已正式授牌成立,格拉布斯研究院、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实验室、科比尔卡创新药物与转化医学研究院、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深圳盖姆石墨烯研究中心、兰迪·谢克曼国际联合医学实验室等6家诺奖实验室已挂牌。

  未来深圳还将在数学、医学、脑科学、新材料等领域的基础研究进行重点布局,建设更多新型基础科研机构和诺贝尔科学家实验室,并以此为载体吸引一批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探索高度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模式。

  21 探索设立深圳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全球遴选各领域顶尖科学家,组建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项目、确定方向,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

  我们基础研究水平与欧美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基础研究投入不到全社会研发投入的5%,远低于美国(25%)、日本(20%)等国家。而自然科学基金在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深圳设立自然科学基金,就是要发挥深圳在基础研究领域 “资金池”的作用,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科研人员到深圳申请项目、获得资助,尤其是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这个基金将成为一个平台,集聚全球的优秀基础研究成果在深圳落地,提升深圳的原始创新能力。

  【国际借鉴】

  许多国家都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著名的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爱尔兰科学基金、捷克科学基金、欧洲科学基金等。

  22 建立面向未来的颠覆性技术培育机制,支持开展科技前沿技术预见研究;搭建奇思妙想的创意交流平台,对有潜力的科技创意,定期组织遴选,实施引导和培育。

  颠覆性技术是指超越现今人类科技或知识所及的范畴,而又暂时缺乏科学根据甚至违反人类已知的自然原理的前沿技术。它们能对未来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是引领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颠覆性技术往往诞生于奇思妙想的创意中,比如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火箭回收技术、日本的氢燃料汽车等。颠覆性技术往往不容易获得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在孵化阶段,极易错过抢抓先手的机遇。

  深圳针对颠覆性技术研发的特殊需求,提出制定专项扶持培育政策,搭建奇思妙想的创意交流平台。具体而言,对于那些有潜力的科技创意,定期组织遴选,实施引导和培育,让“小创意”变成“大创新”。在这一制度下,将形成新思想层出不穷、新技术加速涌现的生动局面。

  【国际借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一直以发展颠覆性技术和高效的创新机制闻名于世,其中经验之一就是善于通过激励竞争机制加速孵化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运用。例如,为加快无人系统技术发展,DARPA通过举办“大挑战”无人系统比赛,以巨额奖金吸引全球研发力量为提升无人系统自主作战能力服务。

  23 支持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设立“创新验证中心”,为早期创新活动提供种子资金、基本设备和创新孵化服务。

  “创新验证中心”其实就是创新活动孵化中心,为那些通过常规渠道难以获得资助的早期创新提供种子资金,孵化创新型项目。目前很多大学生的思想很活跃,有很多好的创意想法,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去验证这些创意是否可以转化成现实产品、是否有商业价值,使这些创意可能没机会变成大的创新。

  推出这一举措,就是借鉴国际上实施概念验证资助计划的做法,在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设立这样的验证中心,为创新活动提供验证支持,为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和科研人员的一些创新创意开展评估及测试,帮助他们迈出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步”。

  【国际借鉴】

  欧美及亚洲的新加坡等国纷纷实施“概念验证计划”,支持科研人员将创意变成产品。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立“概念验证中心”,为科研人员提供点火资金(每项5万美元),用于科研人员证明其科研成果具有商业价值,孵化了众多创新型企业。

系列四:扶上马送一程,深圳让新经济跑出加速度

  针对当前监管制度难以适应新经济快速发展需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还存在障碍等突出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要求,深圳提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工程,着力增加促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使深圳成为全球新技术新产品率先使用推广的高地。 

  24 推动新经济发展领域地方立法。完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明确“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原则,探索破除新技术新产品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将新技术新产品以前置审批为主转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 

  当前新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但相关服务监管制度难以适应其快速发展需要。比如,共享经济在发展初期由于相关政策法规没有及时跟上,主要依靠市场和信任约束,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深圳依靠快速响应能力、系统生态活力,正在赢得许多新经济领域的发展主动权。此次,深圳提出通过地方立法,就是要为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构建弹性审慎的准入监管机制,着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破除不合理的准入障碍,创新新业态新模式监管,构建新经济政策服务体系,支持鼓励企业在法无禁止、允许先行先试的领域率先探索。这将为深圳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也为全国新经济发展探索新经验。 

  【国际借鉴】 

  美日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新经济发展立法保护。早在2011年,美国内华达州就先于联邦政府率先确认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合法性,2017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自动驾驶法案》,明确了规范自动驾驶汽车及无人驾驶汽车的相关事项。2017年日本在全球率先开展数字货币立法,为区块链、数字货币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25 探索新技术新产品分阶段分类管理模式。对萌芽阶段的新技术新产品,建立“试点容错”扶持机制;对成长阶段的新技术新产品,抓紧制订相关制度规范;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公众健康的新技术新产品,依法从严实施监管。 

  传统监管往往采取“一刀切”的简单粗暴模式,容易导致对新经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对于新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不足。 

  深圳根据新技术新产品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特征和需求,实施差异化的更加灵活精准的管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将新技术新产品分类进行管理。一是对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新技术新产品,建立“试点容错”扶持机制,采取包容的态度,为新技术新产品快速涌现创造宽容的环境。二是对处于成长阶段的新技术新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向市场应用推广,就要抓紧制订相关制度规范,比如技术标准、产品认证、行业规范等。三是对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公众健康的新技术新产品,比如生物医药、无人驾驶,在鼓励支持它们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依法从严实施监管。 

  【国际借鉴】 

  为避免监管过早而抑制创新活跃性,发达国家通常为新技术早期阶段提供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比如,日本通过“提高生产性特别措施法案”,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领域提出“暂时冻结官方管制”的“沙箱制度”,企业可将试验计划递交内阁官房统一窗口申请,有效推动企业迅速开展试验。

  26 建立成果产业化绿色通道。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前沿领域探索成立法律、科技、伦理评估委员会,对相应科研项目开展评估。对通过评估的成果,探索在深圳市域选定范围内直接产业化并率先使用。

  目前,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前沿领域,往往存在审查严、产业化慢的问题。比如,一个进口新药,在我国的临床审评时间要比欧美国家的审评时间长,美国平均为303天,欧洲约1年左右。 

  建立成果产业化绿色通道,就是希望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推广进程。首先,深圳将在一些前沿领域探索成立法律、科技、伦理评估委员会,面向全球聘请行业权威专家作为评委,负责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合法合规性、社会伦理等进行全方位审核,这种全方位审核将代替部分行政审核。其次,一旦通过审核和评估之后,将根据成果的技术方向,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争取在本市域内划定范围进行产业化试应用,或者政府直接采购使用,从而让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尽快实现其商用价值。 

  【国际借鉴】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审批普遍通过成立法律委员会、科技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提高审批速度。同时,也会利用政府采购制度等,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落地。

  27 探索构建新技术新产品的标准、认定、认证、定价机制,推动更多深圳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很快,但比项目、资金更重要的是规则、标准和环境,正是“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就掌握了市场的话语权”。我国目前在船舶、卫星导航、中医药等领域主导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标准,深圳以企业为主体参与了很多国际标准的制订,到2018年底,深圳牵头或参与研制国际国内标准累计超5000项,但很多国际标准仍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此外,很多新技术新产品上市后难以快速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及时制定相应的技术和产品标准,存在认证难、定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深圳提出建立新技术新产品的「标准、认定、认证、定价机制」,就是要支持企业和研究机构等积极牵头或参与行业标准、国际标准,抢占国际标准话语权,勇当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为此,深圳未来将在支持企业在技术攻关、产品试制的同时,抓紧构建新技术新产品的标准、认证、定价机制,进一步缩短科研产品研发上市周期,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化步伐。同时,加强与国家标准委、国际标准化组织等认证认可标准主管部门和组织的沟通协调,推动深圳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国际标准。  

  【国际借鉴】 

  国际上很多发达经济体,都注重新技术标准的制订,抢占标准的国际话语权。比如日本为推动2020年新一代高速通信“5G”商业化,促进制造商技术发展和新产品开发,日本总务省将制定5G技术安全标准,并计划于今年夏天完成标准制定,努力促使该标准被国际组织采用,从而成为国际标准。

系列五:深圳打造创新母体,向“全球智慧孵化器”奋进

  良好的创新生态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大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的要求,深圳提出实施创新生态全面优化工程,从政策、资金、知识产权等方面支持、鼓励和引导创新发展,营造国际一流的综合创新环境。 

  28 建立“创新快车道”试验性资助机制,主要面向相对成熟的新技术和概念,资助包括实际工作环境中的系统验证、测试、试验、商业模式验证及标准制定等活动。 

  很多新技术和新概念,往往由于缺乏支持和资助而“胎死腹中”,无法快速转化成产品。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技术转化的支持链条不完善。 

  深圳推出试验性资助机制,对推进新技术新产品快速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对那些相对成熟的新技术和新概念,给予资金和平台的支持,支持将这些新技术新概念开展场景应用论证,进行系统验证、技术测试、产品试验、商业模式验证以及标准制定等活动,为新技术新概念快速转化成产品提供孵化平台和环境。 

  【国际借鉴】 

  欧美日等国均建有创新实验性资助机制。如美国制造技术测试床(MTTs)和制造业扩展联盟项目(MEP)向小型制造企业提供新技术评估、测试、展示和定制服务。  

  29 探索允许个人申报财政资助的小发明、小设计等小微创新活动。 

  当前以“创客运动”为代表的小微创新正在全球范围兴起,带来人类科研和创新活动理念及组织模式的深刻变革,这些小微创新有可能演变为具有巨大市场空间的新产品。一些发达国家如以色列都注重支持小微创新,而目前申请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规定不允许以个人名义申报,对草根创新主体的支持力度不足。 

  推出这一举措,就是探索对各类小微创新、草根创新的支持机制,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这类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各类自由创新活动都提供支持,创新主体可以是小微企业和新设机构,也可以是老师、大学生、创客等个人和团队。虽然支持的额度不大,一般为几万元或几十万元,但这很有可能极大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促进有潜力的小微创新发展成为重要产品。 

  【国际借鉴】许多科技强国都重视对小微创新的支持。比如,以色列允许以个人名义申请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项目。日本建立“竞争性资金制度”,企业、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申请科研资金资助。 

  30 设立市场化的中试创新基金,支持专业性和综合性中试基地建设。 

  企业在确定一个产品项目前一般要做三步前期工作,第一步进行试验室试验;第二步是小批量试验,也就是根据试验室效果进行放大规模;第三步是中试,就是根据小试结果继续放大规模,中试成功后基本就可以量产了。数据表明,产品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过中试产业化成功率最多为30%。因此,中试是产品由样品到批量生产的关键阶段。但由于中试环节投入大、时间长、失败率高,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没有能力冒险投入,迫切需要支持引导。 

  深圳科技型中小企业体量大,对中试服务需求强烈,通过设立中试基金和中试平台(比如工业研究院),就是要为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产品中试所需资金、装备条件与技术支持等服务,支持大量科技创新成果进行成熟化处理和工业化考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打造成全球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  

  【国际借鉴】 

  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很重视支持产品中试。比如,美国建立了许多联邦政府实验室和非营利的中试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中试服务。台湾建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就是把创新产品变成成熟产品的大型中试平台。 

  31 支持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实验室、存证固证系统。 

  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维权成本高、取证确证难等突出问题,很多侵权行为难以取证,导致审判周期长,无法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使得产权保护难度加大。2017年9月,深圳市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签订知识产权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合力将深圳打造成为全国知识产权领域创新政策的策源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高地和重要战略支点。 

  深圳提出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实验室、存证固证系统,就是建立专门机构和硬软件系统,快速精准地采集、分析、核验、认定、存储涉案数据,解决取证确证难问题,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成功处理侵权案件提供科学支撑,为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国际借鉴】 

  埃及政府设立了知识产权数据取证试验室,主要用于企业软件与互联网盗版案件。我国工信部与加拿大汤姆森公司科技信息集团(Thomson Scientific)携手共建“知识产权实验室”,有力促进我国IT企业特别是软件与集成电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实现知识产权的有效增值。 

  32 研究制定互联网、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保护规则。 

  近年来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但由于缺乏相关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制度,使创新创业者创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深圳提出探索建立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是要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从两个层面来构建。一是在法治建设方面,推动新经济地方立法,明确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专利保护制度,建立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以促进创新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二是在公共政策方面,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权益分配的基本制度,通过运用和保护知识产权激励技术创新,促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蓬勃发展。